【汇旺担保】档案史料学

[拼音]:dang’an shiliaoxue

[英文]:study of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研究档案史料的源流、价值及其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学科。既是档案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史料学的一个专门科目。研究范围:档案史料的源流、性质、特点、种类以及对各型别档案史料的评价;档案史料的收藏和分布状况以及整理和编辑的原则方法;档案史料的价值鑑别、真伪辨析的理论与方法;档案史料与文字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的关系及其综合利用方法;档案史料与史家、史书的关系;档案馆工作者与史学研究工作者的关系;开放历史档案的政策与发展历史科学的关系等。

历史学起源于记录,许慎《说文》解释“史”字是“记事”的意思,中国最古老的文献是史官记录和官府文书。周代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这些史官的职责是起草文书、 作记录和管理档案, 即所谓“掌官书以赞治”。公元前 6世纪古希腊爱奥尼亚出现许多“记事家”,在当时“记事”已成为专门术语。古今中外许多著名史学家对史学、史籍和史料的关系以及对档案史料价值的论述多有精闢见解,为档案史料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希腊著名史学家希罗多德指出史学家的任务是:应当整理记录,寻出真确的事实;应当解释记录,寻出那些事实间的理法。中国唐代史评家刘知几说:“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当时之简”,是指历史遗存下来的原始史料,包括档案史料;“勒成删定”,即史家根据原始史料和其他历史资料撰写成的新书。为便于研究历史,刘氏又主张把帝王的制书、册书、诰命、令和群臣的章、表、移、檄等古代档案,汇编成书,名曰:“制册章表书”。刘氏重视档案史料,但不盲目相信,他提出对史料 ,包括对帝王的诏令文书和臣僚的奏疏都要进行鑑别、 选择。 他认为“史之不直,代有其书” ,应当“拨浮华,采贞实”。他指出;禅让文书,文多虚假;军事檄文,词多夸张;诏令文书,常有溢美。他认为把这些档案编成文集 ,供研究之用则可,但不能不加选择地写入史书,否则,传于后世,“则示人不信”(《史通》)。清代史评家章学诚说:“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章氏所说的记注,是指夏、商、周的史官记录,也就是档案史料,撰述就是史学家的论著。他指出:记注无成法,则取材困难,撰述之书就会“以文胜质”、“以伪乱真”,史学则名存实亡。章氏很重视“比次之书”的功用。所谓“比次之书”是指“职官故事、案牍图牒”之书,即将档案史料依次排比编成的书籍。他认为这种书是史学论著的取材、史事考证的依据 (《文史通义》)。

近代史论家梁启超所著《饮冰室合集·中国历史研究法》(1936)对史料的分类及其价值阐述甚详,尤其重视档案史料。他把“关系史蹟之档案”列为文字史料的重要一种。他说:史料的收罗“当自近代始,其最大宗者,则档案与函牍也。历代官署档案汗牛充栋,其关系史蹟者,千百中仅一二,而此一二或竟为他处所绝不能得。”“旧史纪志两门,取材什九出档案。”“炯眼之史家得此则新发明日出焉。”他认为档案至关重要,应当设法“简择储存”。他把史料分为直接史料和间接史料,直接史料是“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是第一等史料,“伪事之反证,以能得直接史料为最上”,档案是一种直接史料。中国史学史研究专家金毓黻所著《中国史学史》(1962)一书说:“史官记注、官署档案、州郡计书、文士别录、金石之志、地下之藏无一不为史料。如何葺录、储存、考订、编次,以至传世行远,吾国先哲,实优为之。”“整比史料,亦属史学之科”。他对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论述颇有见地,认为“史之初职专掌官文书及起草文书”,“古人于官文书外,别无所谓典籍”,“古人于档案外无史”,“今日称为寻常之官文书,异日则视为极可贵重要之史料,古今一揆,理无二致”。英国当代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所著《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史料的获得和档案机构”一节中,详细地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档案数量的剧增及其原因,指出大量新史料的流通,给史学家和档案学家带来了问题,也提供了机会,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获得史料如“大海捞针”。他认为用缩微胶捲摄影技术处理档案和建立电子计算机检索档案系统,可以节省大量时间,也有可能提高个人进行研究工作的效率。中国档案界专门研究档案史料的著作有朱荣基的《档案史料概论》(1983)等。史学界和档案界对档案史料的研究和论述,为档案史料学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这门学科有待进一步建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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